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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一个历史故事吧……

2022-12-09 15:19来源:网络本地 0人已围观

摘要乾隆以叫魂案为背景发动清剿,但朱批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官僚的控制,对妖术的反应受到了其对政权所患顽...

原标题:今天说一个历史故事吧……

文章很长,读者老爷们给点耐心,保证好看不枯燥,不好看不要钱,呵呵!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本文今天分享一个历史上相当精彩却又荒唐透顶的故事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写的是1768年清代乾隆时期发生的社会性事件,最终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是一本是偏学术的历史书籍,但其实一点都不枯燥。著者将历史事件以故事道来,极具画面感和戏剧冲突性,引人入胜。

先说什么是“叫魂”:

古代江南地区,民间流传一种所谓“妖术”:术士通过对受害者名字、毛发或者衣物进行作法,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为己服务,使受害者发病甚至死去。

哪怕是到科学昌明的今天,七零后往前生人,小时候或许有这样的经历。你发高烧烧得晕晕乎乎,你奶奶就把你抱在怀里,一边摸着你的小脑袋瓜,一边喊着你的小名:“小宝啊,回来吧,快回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叫魂,按照民间的说法,要是谁的魂走丢了,要把魂儿喊回来,回到体内,病就好了。

第一部分:初起:

事件1:

地点:浙江德清县

时间:1768年初春

浙江杭州附近的德清县城墙倒塌了。为了修补城墙上的水门,施工需要打桩,隔壁县的石匠吴东明拿下了这个工程。

这一普通的建筑工程却成为了“叫魂妖风案”的开端。

本县有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来找吴东明请求帮忙。他和自己亡故哥哥的两个儿子(侄子)住在一起。两个侄子坑蒙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奶奶。沈士良觉得阳间不能讨还公道,因此就想借助阴间的力量。

沈士良听说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然后将这个纸片贴在建筑工地上的木桩。匠人们击打木桩的时候,不但会让大锤增加撞击力量,还会让纸片上的人精气被窃,生病甚至死去。于是沈士良就想找吴东明做这件事。

吴东明害怕自己被牵扯到叫魂的勾当,自然不干,继而报官,将沈士良送县问罪。德清知县判处沈士良二十五大板,然后开释。

德清县还有一个叫“穆方周”的药农,也找吴东明包工队的人,想诱使工程队将一个纸包放入桥桩打到河里,意欲陷害包工队请赏。不料吴东明团队发现此事,将穆方周拖到县衙报官,穆方周自然也是被官府板子伺候,然后带枷示众。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德清县修城叫魂打桩的谣言已经传开。

事件2:

地点:德清县-杭州府

时间:1768年4月

德清县有一个盲流叫“计兆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到杭州乞讨时因面生被当地人询问,当得知计兆美是德清县人时,被怀疑来杭州是为德清县城修葺工程叫魂的(即找寻受害者,进而施害),于是计兆美被杭州人打得死去活来,并承认自己是来“叫魂”的,一共叫过50个魂,还咒死了两个儿童。

包工头吴东明因此被传至杭州钱塘县参加“庭审”。所幸,县官让计兆美从数人中辨认吴东明,计兆美不认识也指不出“主使人”。最终计兆美承认全部故事是屈打成招。

这几件事在杭州闹得人心惶惶,并惊动了浙江巡抚。于是省里牵头调查,发现确实是子虚乌有,警告民众不要盲目迷信。但老百姓不相信,觉得官府肯定是在包庇妖党,觉得他们是一伙的。谣言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迅速传遍了整个浙江省。此事导致民众的恐慌与日俱增,谣言越传越邪乎。说可以对着别人的头发念咒,把他的魂儿勾出来。(香港僵尸片里经常有这样的剧情)

事件3:

地点:浙江萧山县

时间:1768年4月

有四个外地和尚到萧山县化缘,说好听一点叫化缘,其实跟那个“计兆美”一样就是要饭。其中两人在路上看到几个孩子,就问孩子们叫啥,说了些吉祥话,为的是想让孩子们的父母给点施舍。可孩子们的父母不在旁边,俩和尚只好走了。没过一会儿,孩子的父母追了上来。他们怀疑这俩和尚没安好心,问名字,肯定是要叫魂。围观群众很惊慌,把和尚绑了起来,搜身也没搜到啥,就开始打和尚,甚至有人要烧死他们。地保不敢管,只好把和尚抓回衙门。

与此同时,另外俩个和尚在萧山一个庙里落脚。县衙一个姓蔡的捕快听说有外地人,就过来盘问。搜查了和尚的行李,找到了三把剪刀和一根头绳。围观群众心想,和尚带这玩意儿干嘛,肯定不是好东西。大家群情激愤,蔡捕快只好把这俩也抓回了县衙,呈上了物证。

诡异的是,剪刀变成了四把,还多了两段发辫,和尚们打死也不知道多出来的剪刀和辫子是哪儿来的。萧山知县见和尚不配合,就开始刑讯逼供,和尚们疼得受不了,只好认罪。随后被送到了上级知府衙门。在这里,他们又挨了一顿毒打,前后的供词已经非常混乱了。最后,和尚们被送到更高一级的浙江巡抚衙门。省里的官员看出有猫腻,和尚们也翻供了,说他们因为拒绝贿赂捕快才被栽赃陷害,于是这名蔡捕快也被带上堂审了一整天,最终说出真相:

开始是蔡捕快敲诈和尚,不给钱给就说他们是剪辫子的妖僧。和尚们自己都穷得要饭了,哪里拿得出钱来给他。后来愤怒的围观群蜂拥而进,越来越多,喊着要弄死和尚,蔡捕快才意识到事儿闹大了,只好把和尚带走。

但他并没有去衙门,而是把和尚带回了自己家。蔡继续威胁说,随便给点钱就放你们走,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和尚们很愤怒,要去衙门告状。蔡捕快知道,除非能证明和尚们真的剪了辫子,否则自己就摊上事儿了。于是,蔡捕快把自己家里的旧头发编成了辫子,加上一把剪刀,悄悄放进了和尚的行李中。

和尚一开始如实交代自己是被敲诈诬陷的,但知县觉得蔡捕快跟他们素不相识,没有陷害他们的动机。知县严刑逼供就判出了冤案。如今真相大白,省里把蔡捕快打了一顿,赔了和尚的一笔钱,这事就算了了。

这个事件相较于前两个事件,我们发现原本单纯的公众事件开始掺杂其他因素-官府公务人员的腐败:捕快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他们是因为拒绝给蔡捕快“孝敬”,因而被栽赃,最后巡抚查出确实如此。

就在事件的当天,萧山县的另一地点,一名走街串巷的白铁匠因身上被发现两张符咒,被当地人怀疑为陌生人叫魂,殴打致死,后来发现这些符咒是向土地爷赎罪的普通符咒。

前几个叫魂案如果说仅仅是一般的民事或刑事诉讼,到这里就加入了第三种势力:官府公务人员。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经惊起了官府的注意,省级官员的注意力已经被民间事件引起的恐慌所吸引。

官府一面对事件进行平息,一面对百姓进行安抚。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官府的控制,民间的恐慌进一步发酵蔓延。短短几个星期,浙江的谣言就席卷了大半个清王朝,各地都开始爆发叫魂案,老百姓谈魂色变,运气好的抓进去坐牢,运气不好的直接被当街打死。

“叫魂”先是沿交通便利的京杭大运河向北蔓延,江苏苏州成为了第一个“沦陷”的城市。

紧接着湖北的武汉汉阳、直隶定州(今河北保定)都发生了所谓的叫魂剪辫子的妖人。无一例外,又都是民众人人自危而诬告的冤假错案。

为什么这种引发全社会妖术大恐慌的叫魂案会发生在“康乾盛世”?现在来看起来是相当荒谬的,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孔飞力先生给出了回答: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虽然中国闭关锁国,但仍然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玉米、花生、红薯等美洲农作物被引进中国。它们能在难以灌溉的山坡上生长,扩大了中国的耕地范围和农业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出口丝绸、茶叶、瓷器换回了大量的白银和铜。这些货币金属满足了国内的经济需求,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给一条鞭法等财税改革打下了基础。

清朝建立后,康熙解决了大部分外患,政局稳定,永不加赋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在中央财政大大改善,农民的压力也减小了的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1700年,中国有一点五亿人,1760年有两亿,1790年就到了三亿。清政府放宽了户籍控制,允许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迁徙,充足的货币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地区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开始形成。在最富裕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开始出现专门化,大多数人从事手工制造业。

粮食主要依靠湖南、湖北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向外辐射周边的村镇,每个人都被纳入到了商业网络中,看起来真是一派盛世的景象。然而,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危机,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不足以承载人口的巨大增长。

这意味着,在一个竞争加剧并且十分拥挤的环境中,人们的生存空间更小了,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得劳动才能生存。很多人说,乾隆盛世是饥饿的盛世,但内卷的压力并不是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王公,贵族、官僚、富商照样吃香喝辣,而底层无数人民失业破产。为了活着,要么移民海外或者偏远地区,要么只能向社会的更下一层移动,沦为乞丐。

很多失业的人想出家,但正规的寺庙、道观也是有编制的,也不保这么多张嘴,这些人只能四处流浪。说好听了叫游方僧道。说难听点,不还是一群披着袈裟道袍的乞丐吗?而且很多通缉犯都是扮着和尚道士逃避抓捕的。这些没工作,没家庭,还到处乱窜的穷光蛋,在官府和老百姓眼里就是个危险。而且和尚道士经常处理殡葬业务,神神鬼鬼的难免让人觉得不干不净。老百姓本来就缺乏安全感,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乞丐出现在自己家附近,当然会感到恐惧,害怕厄运会降落到自己的头上。

因此叫魂的谣言一旦传开,他们就害怕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同时官方的清剿将妖术恐惧变成为生存斗争,逐渐演变成全社会的歇斯底里。

第二部分:爆发

叫魂事件最终在山东省被引爆至清廷全国。

1768年,山东省发生多起叫魂案件,这其中有被冤枉的、也有迷信、犯事者学习利用所谓叫魂法术,割人发辫幻想真的能夺人钱财、取人魂魄者;

山东巡抚富尼罕是满人,是皇帝在地方的眼线,是个“靠谱”的官员,他可绝不会隐瞒不报的。富尼罕在给乾隆帝皇的奏折中详细回答了除山东省以外,还有自己知道的相关案件的案情,并加上了自己的分析:说妖术源头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其根源却可能是同一个,也许真正的罪魁就潜藏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暗中笼络人士,参与妖党。并且,妖党的目的可能不仅仅为了财物,最终的目的可能是谋反。

乾隆收报,终于知道了各地发生的叫魂案,他勃然大怒。说到乾隆啊,不得不说乾隆的命是真不错。康熙和雍正给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家底儿。但他好大喜功,自诩千古一帝,自吹自擂,十全武功。这种心态不仅源于他的性格,更是满清政府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感。

因为乾隆心中始终绷着两根弦:谋反和汉化

谋反好理解。甭管哪朝哪代,谋反都是头等大事,哪怕只有个苗头,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铲除。

不管妖术是否存在,乾隆都不能不怀疑背后有政治阴谋。他宁愿相信有人在借着剪辫子煽动汉人的仇恨。作为异族统治者,乾隆对汉文化心生向往。他一生中写了一万多首破诗,遇见名家的书画就噼里啪啦盖章,在江南的温柔乡里更是流连忘返。但同时他也对汉文化心存排斥。要是不汉化,清王朝永远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外来政权,这就成为了一个矛盾。

可要是全盘汉化,虽然不是外人了,但汉族是主体民族,多数凭什么服从你少数。所以,乾隆一方面要用汉化来稳定统治,另一方面他又要宣扬满族文化的优越性。来体现满人作为征服者的与众不同。然而,满人的汉化很迅速,很多满人连满语都不会说了,汉化与反汉化是两个矛盾的任务,乾隆就处在这个痛苦的转型期。

皇帝与官僚集团本来就互相争斗,汉化的矛盾加深了乾隆对官僚的不信任。所以,当乾隆得知叫魂事件后,他坚信一定有个妖党头领在指挥谋反。然而,他的官员们却都在息事宁人,还对他封锁消息,甚至他最信任的满人官员也在这么搞,他内心中最敏感的两条弦儿:谋反与汉化同时被拨动。他非常愤怒,失望,他觉得就是官僚们玩忽懈怠,才导致妖术愈演愈烈。

第三部分:升级

妖术案件不断蔓延的同时,民间针对妖术的防御应对办法也在迅速被传播。

山东出现的防御办法是,将被剪辫人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用艾草、稻穗、金银花和大蒜洗头;北京的办法是在家门或墙壁上张贴符咒;河南的办法是用鸡血、雄黄、朱砂来洗剩下的辫子等等。其中剪去剩余发辫的办法传播迅速。

1768年9月7日,乾隆皇帝谕旨各省督抚,明确将妖术案与剃发联系起来。明确指出,迄今为止抓获的案犯背后显然有一个巨大阴谋:

各地奏报中的嫌犯都说只知道有人收辫子,然后才去剪,但并没有说明剪辫子到底为了什么用。叫魂和造桥纯属荒诞不经,需要严厉追究。还有就是关于民间传言的剪辫后全部剃发可以防御剪辫带来的厄运,但是这一说法是不是包藏祸心,奸人蓄意而为?辫子是本朝的象征,制造谣言让人在惊恐之下剪下发辫,是否象征和本朝作对?造此谣言之人大抵是在南方而不是北方,不是奸僧就是读书失志之人,此等罪恶比割发辫可恶十倍。江浙地区是案件的发源之地,案犯大抵就藏匿期间,各省督抚务必将其搜寻出来。搜寻的时候,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务必小心谨慎。

事情到此,叫魂就此从一般妖术案件上升为谋反事件。

他决定立刻发动清剿,并且绕过常规的行政体制,直接指挥各地督府的行动。事情陡然升级,清剿叫魂妖党成了清王朝的头等大事,所有的常规行政、田赋科举等都要统统都要让路,清剿妖党成为考核官员的唯一指标。皇权的介入,打破了官僚集团的默契,一些善于揣摩上意的官员觉得这是个取悦皇帝的好机会,譬如如前面所说的山东巡抚富尼罕。

与此同时,妖术在民间的蔓延开始继续加剧百姓的恐慌。一些邪派开始趁机散布“天灾预警”搜罗门徒,并通过妖术与教义整合,意欲重整邪教。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开始出现一个名为“收元教”的邪教被起获。皇帝下令直接押送北京,由军机处直接审讯。

经过邪教事件,皇帝更加深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叫魂党挑起剃发的意向就是谋反。因此,此次事件已经不单单是数省之事,而是针对清廷政权的一次危机。于是皇帝下令全国进行彻查。皇帝对事件明朗的定性,使得各地展开了一场更为猛烈的搜寻,并对发现的案件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审讯。

10月,随着各省一系列审讯结果陆续上奏,皇帝认为,叫魂案犯遍布各地,但是妖党核心已经开始流窜,从江苏移到山东,直隶、热河之后,继续开始向山西、陕西和长江中游转移。妖党不但各地流窜,而且散布谣言,通过恐吓民众自割发辫来挑起政治暴动。从各地上报的结果来看,所有抓获的都是小喽啰,没有要犯核心人物,因此必有预谋叛乱的角色躲在幕后,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国家的剃发政策,进而谋逆

因此,皇帝在给各省督抚的一份不同寻常的上谕中,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诛心的论断,强调妖党可能企图通过挑起百姓对官府的仇恨,来发动一场大叛乱。地方官府的严厉措施则会引起百姓的警恐(“或致激而生变”),而奸党则可以作壁上观,坐收渔利。因此各省,务必谨慎行事,即不使罪犯逃脱也不要让无辜者受伤害。审讯的时候,避免严刑逼供,如果有了具体证据则可以严加审讯。

尽管皇帝有明确要求不能刑讯逼供,但山东巡抚富尼罕为了邀功请赏,他对嫌疑犯严刑逼供,涉案的乞丐、和尚被迫瞎编了一大堆线索。富尼罕立刻向皇帝报告,说叫魂不是谣言,是真的有人在搞妖术谋反。

乾隆很满意,把山东的进展通知给了各省的督府,要求各省学习山东这个优等生,让他们按照山东嫌犯提供的线索追查妖党。可是线索都是瞎编的,怎么可能抓得到啊?各地官员瞎忙活半天,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让富尼罕核实线索,这一核实可不得了,嫌犯们又编出一堆新线索,于是山东捷报频传。

而江浙作为叫魂起源地,查了半天,啥也没查到。官员们如实禀报,可乾隆一个字也不信。说别的省都抓到了,你们凭什么没有?怒斥他们如此无用。河南巡抚阿苏哈也没什么进展,乾隆骂他无用废物,阿苏哈回复说“臣傻叉“,乾隆回复“你确实傻叉“

阿苏哈又回复说,自己在主持科举考试时,也在时刻准备报告妖术进展。乾隆更生气了,这种时候,你不全身心扑在案子上,竟然去管别的屁事?想不到你个浓眉大眼的满族老实人竟也染上了官场的恶习。

乾隆严厉催促,官员们只能继续追查,使得案情越来越荒唐。湖南祁阳有个法号叫觉性的和尚带着一撮头发被人举报抓了起来,和尚承认他用头发施展法力诱骗妇女。

湖广总督以为终于能交差了,高高兴兴亲自去审讯。结果和尚翻供了。原来他背着他的好兄弟勾引他老婆,俩人啪啪为爱鼓掌。这撮头发是嫂子送给他的爱情信物,之前的供词是被严刑逼供的。女方上堂给和尚作证,官府还不死心,问他是不是中了和尚的迷魂药法,但嫂子坚持认为他们是真挚的爱情。

湖广总督吃瓜吃得很高兴,然后失望的判了个通奸罪。

北京一农民欠钱不想还,捡了把头发编成辫子,放到债主的包袱里,诬告他是妖党。有个小财主在施舍时分配不均,被乞丐骂了,他心有不甘,就找了一段辫子诬告乞丐叫魂。

江西巡抚吴绍诗出身法律世家,德高望重。他忧心忡忡的跟乾隆汇报了他精心布置的清剿策略,可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执行过,他就是装模作样而已。

江苏按察史吴坛,是吴绍诗的儿子,他跟他爹一样,不想掺和这些烂事,被乾隆怒斥了一番。于是江苏官僚合起伙来,把苏州一个百年历史的地下邪教拉出来顶缸,就算是交差了。

皇帝的方针是明确的,但是到了具体操作的督抚们手中,这样的旨令就难免让人犯难。安徽后来抓捕了一名名叫明远的和尚,因与前面案件中的明远同名,并且在其身上发现了可疑证据,似乎可以表明就是要犯“明远”。因此安徽巡抚冯钤立即施以严刑,然而明远拒不承认自己剪人发辫,最后明远被刑讯致死。最终各地束手无策,毫无进展。

湖南和尚通奸的案子里,湖广总督之所以溜达了六百多里地,亲自去审问,一方面是想拖时间,另一方面是全省官员达成了共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越多越安全。南京布政史一本正经的建议整顿保甲、清查户口,反正没有叫魂案,这些活也得干,正好拿来糊弄皇帝,假装自己在处理。

但乾隆作为冰冷的政治机器,一眼就看穿了官僚们的小九九,怒斥他们是无用之物。他让这些废物把所有的案件都移送北京,交给军机处没日没夜反复审讯,面对被酷刑折磨的不成人形的嫌犯,和他们嘴里颠三倒四的故事。

第四部分:落幕

以刘统勋、富察·傅恒为首的军机大臣,日审夜审,终于找到了万恶之源,案件的真相令人瞋目结舌:

回到文章的开头,在叫魂起源的浙江德清,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寺香火旺盛,富得流油,慈相寺门可罗雀,穷的要饭。

两个工程队投标修桥的事儿,被慈相寺的穷和尚们注意到了,嫉妒使他们面目全非,忘了佛祖的教诲。散布谣言说,投标失败的另外一方石匠为了报复,在去观音殿的路上施了法,路过的人都要倒霉,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捅了那个多大的娄子。谣言越传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叫魂。

军机处的审出一地鸡毛,只得将荒谬而又真实成果进行上报,但是如何上报显然成为了一道难题。整个事件都是在皇帝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下面的官员面对案件的层层加码,严刑逼供,案犯胡乱招认的冤案!

事实是清楚的,但是案件的发展,包含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还压上了剃发的意象、暗中的阴谋和皇帝的权威,叫魂案至此如何收场,不但关乎朝廷的威严,还有乾隆的脸面。

亲信大臣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此事,令人惊讶的是,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选择了一种“模棱两可”、“既要……又要”的方式宣布停止清剿。

首先乾隆皇帝依然固执的声称妖术事件绝对存在,并让军机处行文各省,训斥了各省长官,认为此案蔓延甚广,在于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对朝廷缺乏敬畏之心。上到总督,巡抚,下到衙役捕快,绝大多数涉案的官吏都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降职革职或流放。包括前面提到的山东巡抚富尼汉、蔡捕快等。

接着下令释放了全国所有因叫魂案被抓的各色底层犯人,也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保留皇帝的颜面。

乾隆又语气转而温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为先,对妖术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再大张旗鼓的进行清剿运动。这份公文在强调:尽管“妖党”无一落网,但他们肯定存在,不过大家以后不用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

政治家不愧是政治家呀。

第五部分:鉴史

杜牧的《阿房宫赋》的那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国历代以来发展出了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皇权、官僚、利益集团、民众,这几个长久对立的集团组成了中国特色的官僚君主制。

以叫魂事件为例,分析中国古代的运动型治理机制,都是打断朝廷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通过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完成某一特定任务。为了统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运动式治理机制反复出现,有一整套制度措施和环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民众:愚昧的底层互害型社会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

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民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

老百姓心中的焦虑和恐惧最终迁移到了所有陌生人身上,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戾气。我们都知道,清政府曾经以无比血腥的手段推行剃发令,万一辫子被人剪了,那可太冤了。所以,当教魂的谣言传开,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唯恐自己成为受害者。

不管是害怕妖术,还是害怕杀头,他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嘛,别说古人了,就连现在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因为迷信去供奉的战犯。乞丐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不欺负你欺负谁啊,所以很多乞丐就无辜惨死在暴民的手里。

有了某种权力 ,村口的土狗都会把自己当成了警犬。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只有当国家清剿异端时,才会给这些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受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民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者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2、官僚:不作为与乱作为两面性集于一身

不作为:

在封建王朝的常规机制中,官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按照常规程序处理各种事务。但官僚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它的节奏、惯性以及惰性都难以制约,会越来越僵化。常规机制成了官僚集团的保护伞,所以,官僚集团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愿行事,甚至还会对抗皇权;

跟老百姓不一样,官僚们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相信有什么妖术。但无论是鄙视迷信,还是出于官员的职责,保住乌纱帽,他们都不得不认真对待妖术恐慌带来的影响。

清朝律法规定,搞妖术是死罪,地方官有责任向朝廷报告,并把案件移交上级。可官场潜规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果事情闹大,会给上司留下执政不力的坏印象。因此,虽然妖术和剃发令都跟头发有关,但没有人敢小题大做的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一旦这些案件被定性成谋反,皇帝和朝廷就会介入,这就等于把自己直接暴露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丢了乌纱帽,还算轻的,搞不好小命就没了。

所以,官僚们的应对策略非常一致,反正都是以讹传讹,没有妖术,也没人谋反,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息事宁人,安抚百姓,把事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对朝廷封锁消息。这样既解决了问题,又不用承担失察的责任,可谓一举两得。

所以,在叫魂案危机爆发的前两个月里,各省各县的官员都达成了完美的默契,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动向乾隆报告地方上的妖术恐慌,大家相信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

乱作为:

官僚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在工作中小心翼翼,避重就轻,另一方面揣摩上意,积极跟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常规机制中,底层的信息被层层屏蔽。然后在运动型机制中,顶层的意志被层层加码。所以,运动型机制一旦启动,就难以被有效控制。这一点在乾隆介入叫魂事件前后表现的淋漓尽致。

基层官员为了自保、也为了私利,滥用权力,要么勒索,要么开脱,只顾严打,不看证据与诬陷报复。指挥兵力疯狂式清剿、刑讯逼供,随意扩大打击范围,以致于全国老百姓在叫魂案件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3、利益集团:趁机发国难财

除了丑恶的勒索,还有无耻的贪婪:

县役蔡捕快为从萧山和尚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了可信的罪证。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不同的是,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叫魂”事件中我们看到,人们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萧山衙察乘机敲诈;一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德清县的和尚制造“叫魂”恐惧以期获得更旺的香火,官府借机邀功请赏……

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得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

4、叫魂案的指挥者——专制君主乾隆

叫魂案对于这个猜疑心十足和安全感不足乾隆皇帝来说,认为其“剪人发辫”触及了其合法性的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着政治阴谋,相信有人利用叫魂来煽动汉人对大清的仇恨并挑起叛乱,因此他知道叫魂恐惧之后发动运动式治理,清剿妖术。

乾隆以叫魂案为背景发动清剿,但朱批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官僚的控制,对妖术的反应受到了其对政权所患顽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规化、汉化、谋反,因为这些问题通过常规的权力是无法解决的,如前所述,皇帝的权力也会受到官僚常规权力的制约,因此他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才能发泄挫折与展示威严,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

所以清剿行动更像是乾隆在跟官僚集团较劲,他认为即使抓不到妖党头领,也一定要好好敲打敲打这帮堕落腐败的狗东西。但官僚集团从来就不是皇帝的奴仆,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有些唯物主义官员压根不把叫魂当回事儿。有些官员暗戳戳抵制清剿,绝不迫害无辜民众,是怕会影响自己官声。

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就应该是那个对天下负一切连带责任的人。

在封建王朝里,统治者首先要做的不是开疆拓土,彪炳春秋,而是把底层的官吏管好,不让他们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说到底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应该是跟老百姓一条心的,一起来对抗基层官吏和利益集团。如果舍本逐末,就有可能导致民怨沸腾。

读完全书,历史背后的惊涛骇浪暗流涌动,让人有了种难以言喻的、酸爽的上帝视角。

百姓的盲从,不法分子、腐败分子、利益集团的趁虚而入,哪一点又不像叫魂呢?

如今两三百年快过去了,叫魂的幽灵却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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