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案中的大bug

今天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说宝鸡市有个女人实名举报宝鸡养生协会主任曹某某，向自己父亲原宝鸡市保障房公司董事长顿某某，行贿1900万元。

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只觉得这个女人大义灭亲，实在令人敬佩。

但很显然，从七叔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看出，我对这个女人根本没有任何敬意，甚至还把她的行为列为“搞笑”。

为什么呢？

因为在4月3号的时候，她爹受贿1900万的事情，已经被法院判了，然后她4月5号再去举报。

这连立功赎罪都算不上。

她之所以这么干，就是要让行贿者收到法律的制裁，追缴其违法所得，追究其刑事责任。

简单地说，同归于尽。

跟大义灭亲没半毛钱关系。

就是大家不用把人性想象得太光辉，尽可能往阴暗自私的方面想，基本上不会大错。

因为将心比心，换做我也这么做，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他们私下是怎么交易的：

“曹总，我爸被双规了，就是因为你送的那个1900万，现在钱都得吐出来，人还要进去。您看我们一家老小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小顿，你爸的事情我也很难过，但是疫情过后我们企业的日子也的确难过，我想过了，我每个月会给你一部分生活费，然后可以安排一两个亲戚来公司里上班，你看怎么样？”

“曹总，当时我爸搞保障房的时候，你可没少赚，这1900万至少换了一个小目标了吧？现在我家落难了，你这样操作就不仗义了。”

“唉，这真是我们的极限了，那你想怎么样？”

“我爸因为你的钱进去，你也赚了不少，这样吧，这1900万你帮忙出了，以后等我爸出来了依然可以提携你。”

（冷笑）“你这个也太狮子大开口了，这1900万的交易早就结束了，我们早就两清了，现在我愿意每个月给你家一点生活费，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不要不知好歹。”

“行，那我们等着瞧。”

私下的交易不欢而散，然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这事虽然好笑，但折射出的问题却一点都不好笑——既然受贿的人已经伏法了，说明检方已经把他的犯罪过程都调查清楚了，那么资金的来源当然也很清晰，既然如此为何行贿的一方还需要知情人举报才继续调查呢？

理论上受贿和行贿应该同罪才对，但现在对行贿的却眼开眼闭。

在我的印象中，我国对受贿的人打击力度相对较大，比如新闻上经常说某官员巨额资金来路不明等等，但是很少有行贿者的报道。

没有行贿者哪来受贿者？

相对而言，美国在这方面就做得更好。

以富力地产老板张力为例，给美国加州公共事业部的一个官员行贿了一瓶酒+一次豪华中国游。

这在中国算个屁，但美国人把这个官员揪出来以后，直接以行贿的罪名逮捕张力，张力花了整整1.285亿人民币的保释金才获得了被监视居住的资格。

只能说中国和美国对行贿的标准，理解差异巨大。

在中国，更多的看行贿量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受贿几千万上亿的，但是对行贿人和行贿方式比较忽略；

美国那边不一样，如果是对个人行贿，行贿人和受贿人同罪，量级反而是其次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行为，那你就得坐牢，而且坐牢刑期不会短。

就好像中国的抢劫案，只要你抢了，哪怕你只抢了5块钱，也得坐牢。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为什么在中国的法律体制中，对行贿者却如此宽容？

我觉得和唯GDP论有关。

但凡可以提高GDP的一切因素，都“好商量”。

前段时间海南出的规定，“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无论正的反的怎么理解这条规定，至少说明我国的法律有很大的弹性，可以“灵活执法”。

同时也暗示了，现在的经济环境需要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摇旗呐喊。

再比如《劳动法》，说真心话，全国除了那些央企，国企，外企还比较遵纪守法之外，那些小微企业几乎都在犯法。

但是监管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甚至没有劳动监管部门主动查实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只是被动地等待受害者进行劳动仲裁。

本质上这跟行贿案是异曲同工的，如果真的要像美国那样一查到底，恐怕还真没有几个经得起查的。

于是现在就演化到，打击行贿犯罪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了。

例如文章开头这个案子，曹某某的个人标签是优秀企业家，热衷公益的大善人，以及行贿1900万的罪犯。

你让当地检方怎么处理？公事公办吗？

要不是小顿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我敢保证曹某某肯定可以逍遥法外。

这就是我国反腐案中最大的bug，反腐反了那么多年了，依然有无数官员和企业家趋之若鹜，这就不是个例，而是一个体制问题。

解决方法很简单，香港新加坡在这方面都有着很好的经验，但是我们会借鉴吗？

这时候恐怕又要谈到国情的特殊性了吧。

难！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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