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领导人掀起“访华潮”，释放哪些重要信号？

中欧是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自2022年11月以来，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先后开启了自己的“中国行”。2023年4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联袂访华。随着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将中国加入自己的外交行程，欧洲政坛正掀起一阵“访华潮”。欧洲领导人接连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未来中欧关系将如何发展？一起关注《人民论坛》热点述评。

4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

近年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挑战与变数

中美经贸摩擦、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叠加，正在改变欧洲的世界观、秩序观和安全观。欧洲认为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已终结，世界已转向赤裸裸的实力政治。基于此，欧洲寻求地缘政治转向，实行以实力为基础的对外战略，充分利用其所有的政策工具与大国博弈，为中欧关系增加了复杂性和变数。

欧盟地缘政治转向导致欧盟对华认知一度出现偏差。在地缘政治转向的背景下，欧盟的世界观从“合作”日益转向“竞争”和“冲突”，影响着欧盟对华认知。回顾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自1995年欧盟委员会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出台以来，其长期视中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从战略高度理解中欧关系，也因此在中欧关系历史上曾出现十年蜜月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战略意义远远超过双边层面。面对中国影响力的上升，2006年欧盟委员会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开始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理解中欧关系。此后，欧盟不断调整对华认知，缩窄中欧关系的战略伙伴内涵，并不断强调中欧关系中的竞争面。

2019年，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欧盟对中国作出新的定位，认为中国既是“伙伴”，也是“竞争者”，还是“制度性对手”。如果说欧盟最初对华的三重定位还希望维持某种平衡，其“对手”认知也限于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那么此后在疫情的作用下，欧盟对华认知不仅打破三重定位平衡，强化“对手”认知，还从“制度性对手”向“系统性对手”演变。2021年4月博雷利在欧洲议会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一方面既强调与中国合作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地位。同期，冯德莱恩和博雷利联合就对华政策评估向欧洲理事会报告时指出：“中欧有根本的分歧，无论是经济制度、管理全球化、民主，还是人权以及如何与第三国打交道。”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更加明确的地缘政治转向强化了其对中国的误读。事实上，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方曾出现对华政策的反思，认为欧盟的对华三重定位已失衡。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将其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困境简单“迁移”到中欧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中，甚至将中欧价值观分歧与安全议题链接，使“系统性对手”的认知得到强化。

当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欧洲对华认知误读加剧，但是欧洲仍不乏理性的声音。冯德莱恩访美与拜登政府达成的联合声明在欧洲内部引发关切，担心欧洲一味追随美国不符合其追求独立的政策目标，多国领导人因此相继公开表态与冯德莱恩拉开距离。在涉乌克兰问题上，欧洲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也在增加，欧洲智库有观点表示：“中国相对中立的立场，缓解了冲突对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欧盟战略自主名义下的经贸政策“政治化”和“安全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欧经贸压舱石作用。近年来，欧盟在战略自主、降低脆弱性目标下，经济全球化立场出现调整，日益偏离其长期推动的开放、自由的对外经贸政策。特朗普政府将经贸政策武器化，滥用二级制裁等推动欧盟将“战略自主”不断扩展至经贸、技术等领域，维护经济主权成为欧盟战略自主的核心支柱。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安全的冲击，加剧了欧盟对经济全球化体系下相互依赖的担忧，认为欧盟的脆弱性恰根植于其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乌克兰危机不仅进一步固化了欧盟对“脆弱性”的认知，还推动其将经济安全与民主价值观关联，增加对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依赖，以降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风险。

近年来，在加强战略自主、维护经济主权目标下，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经济主权的举措，实质是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选择性“脱钩”，将一些国家和行业排除在其经济全球化合作议程之外。在“开放战略自主”的名义下，欧盟贸易政策试图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保护主义手段日益强化。产业政策方面，从原材料到电动汽车，从芯片到氢能，欧盟的战略性行业名单渐次拉长，构建所谓战略行业的全产业链诉求日益显著。近年来，欧洲各界针对电动车电池行业发展的辩论，有力证明了其全产业链诉求。法国财长勒梅尔曾明确表示，电动车完全依赖外国供应商是危险的，希望在欧洲拥有整个生产链。

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对华经济合作辩论已呈现“政治化”“安全化”趋势，认为对华依赖加剧欧洲脆弱性。以美的集团收购德企库卡为开端到围绕华为5G问题的辩论，欧盟日益将经济议题与维护战略自主和国家安全相互联系，对华经贸政策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色彩日益浓厚。欧盟范围内近年来在5G、产业政策以及投资审查领域内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被认为是“欧盟针对中国的共同倡议”。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加速欧洲对其所谓战略依赖问题的反思。

2022年3月，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报告表达对华经济依赖的担忧，担心中国利用相互依赖程序谋求地缘政治影响力。近期，冯德莱恩在访华前的智库演说中明确了所谓的“去风险”战略，寻求对华经贸关系的再平衡，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要求成员国更大胆、更快速使用新的经济工具针对中国，包括对补贴的审查和新的反胁迫经济政策。她还表示将制定新的经济安全战略应对所谓的不平衡的经贸关系，制定针对性的对外投资工具，确保欧洲企业的资本、专业和知识不用于“制度性对手”提高军事和情报能力。

意识形态分歧影响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是中欧关系非对称性的深层次因素，干扰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欧洲赋予意识形态不同的战略地位。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在“接触战略”下，试图对华输出民主价值观，对话和接触是其主要政策方法，意识形态分歧未能从根本上妨碍中欧关系的全面发展。但是随着中欧力量对比的变化，欧洲在意识形态分歧上的立场不断调整，从“承认无法改变中国”向“制度性对手”转变，意识形态对中欧关系的干扰性不断上升。

当前，意识形态已成为欧盟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场域，欧盟将所谓人权、民主问题作为对华经济、技术制裁的借口。此外，欧洲国家在战略行业对中国进行防范，欧盟出台的所谓《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芯片法案》以及《原材料法案》等都具有明显的价值观倾向。在上述背景下，无论是产业链安全还是新技术领域，欧盟强调与“意愿联盟”合作，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技术链接的直接体现。同时，在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去风险”战略考量中，价值观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中欧关系虽经历多重考验、面临多重挑战，但仍具有强大的韧性

欧洲地缘政治转向进程中的战略自主需求、中欧经贸关系的互利共生以及中欧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需求，是中欧合作的强大内生动力。

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国际定位需要加强中欧合作。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欧盟寻求战略自主的国际新定位日益凸显。以维护欧洲主权为目标，欧盟战略自主的核心在于重构实力，参与地缘政治竞争，避免在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重要的是保持其对外战略的独立性，而不依附于任何国际力量。尽管在战略自主的目标下，欧盟对华战略疑虑同样增加，对华战略同样面临重塑，但是欧盟不认同美国的“遏制”和“脱钩”战略。尽管欧盟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走向是影响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欧洲在中国问题上需要与美国协调，但欧洲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事实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美战略利益日益疏离，双方关系在传统安全、经济合作和价值观方面都面临考验。在安全方面，美国安全战略重心东移与欧洲安全利益日益偏移；在经贸方面，双方各自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向以及规则之争，增加了竞争态势，当前双方围绕美国的《削减通胀法案》之争是重要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欧洲不仅对美国构建“民主联盟”抱有戒心，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未来缺乏信心。因此，欧盟当前虽在对美或对华政策上缺乏内部共识，但在“主权欧洲”的诉求下，从自身利益出发，欧盟正有意识地保持对美国的战略独立性，寻求对华战略上的“第三条道路”，而不是简单地追随美国。

近年来，在美国日益强化遏华战略，不断施压欧洲追随其步伐的背景下，欧洲坚持对华战略的“欧洲特性”，明确表示不寻求“脱钩”，也不认同美国的所谓“民主VS专制”叙事，强调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时同样表示，尽管形势变化，但中国依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贸易和商业伙伴，不希望与中国“脱钩”。随后，其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既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使节会议上重申中欧没有地缘战略冲突，中国对欧洲的增长和繁荣的重要性上升，表示寻求在经贸、多边议程以及互联互通等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此次疫情后访华，马克龙希望“重启与中国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

中欧经贸互惠共生仍具强大动力。中欧关系的历史表明互惠共生的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各自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自中欧建交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欧洲从未缺席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也是欧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欧洲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市场，对欧洲经济稳定与就业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欧洲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助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不只具有数量上的意义，它也实质性地推动了中欧经济、社会与技术等方面的发展。

中欧经贸互惠共生的基础雄厚，动力强大。截至2019年，欧盟连续1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5年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疫情背景下，2020年中国对欧货物贸易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27.5%，创下8281亿美元新高；2022年，通胀高企、能源市场震荡，在全球经济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欧贸易逆势增长，较上年增长22.8%，欧盟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90%，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再创新高。

中欧经贸展现出的韧性，恰是双方互惠共生的基础，也决定了中欧经贸不能“脱钩”，也不会“脱钩”。今年3月德国《商报》调查显示，超过56%的受访企业正计划在中国扩大业务，可见大部分企业看好疫后中国市场和合作空间，并无“脱钩”意愿。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即使欧盟建立起新的供应体系，从长远来看，德国的经济产出也会减少1%，每年将损失360亿欧元。

中欧合作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无一不直接影响世界的安全和繁荣。面对全球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

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欧合作从来就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影响。自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欧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欧盟一直重视与中国发展超越经贸关系，有国际政治与安全维度的双边关系，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应对全球挑战。2003年欧盟出台的《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更是明确了双方伙伴关系中的全球战略维度。文件开篇即指出“中欧作为战略伙伴在保护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中欧双方在很多全球治理问题上有利益重合”，并将推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责任作为未来中欧关系的首要目标，突出中欧关系的“全面战略特征”。同年，中国出台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其中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

随着利益交融的不断加深和面临共同挑战的日益增加，中欧双方战略倚重和战略合作的需求清单不断拉长，已从最初共同致力于联合国改革、协调应对地区冲突等具体议题，扩展至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共同性挑战等事关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从WTO改革、气候变化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从索马里海域护航到伊朗核问题以及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中欧的协调与合作都曾发挥重要作用，共同捍卫了多边主义。恰是在此背景下，2019年中欧发表《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展现了双方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性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方面有共同立场，在完善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目标。

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方向。2019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明确“与中国合作支持有效多边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是欧盟应对全球和国际挑战的战略伙伴”。新冠疫情后，以2022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对华访问为开端，中欧关系全面重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是中欧双方的战略共识。朔尔茨访华前撰文明确表示：“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具有关键作用，无论是防疫、应对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还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是马克龙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冯德莱恩同样认识到：“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政治解决地区争端问题上拥很多共识，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中欧关系重塑具有格局性影响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欧关系面临重塑。2023年中欧会晤的背景不同寻常，疫情与地区冲突交织，世界经历新的动荡与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世界面临“时代转折”，欧盟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国际规范和原则正在瓦解，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塑造世界。”未来的世界是走向阵营对抗的“新冷战”还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否继续，“脱钩断链”是否会推动世界经济重回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国际秩序是迈向日益公平、公正的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中欧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如何加强战略沟通、携手合作，至关重要。

作为两大力量，中欧选择合作还是对抗，将直接决定世界能否避免滑向“新冷战”。重视欧盟作为一支独特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贯选择。冷战时期，中欧，尤其是中法的战略选择，有效缓解了美苏争霸的国际紧张态势，有力推动了国际局势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1964年，中法建交是在冷战夹缝下中欧关系的战略性突破，是中法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选择，也是反对美苏称霸共同战略需求的结果。中法建交的效应和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务实外交，带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展开。

当前，世界再次面临战略选择。美国推动的对华全面遏制战略，构建排他性联盟体系，在国际社会倡导以意识形态划线，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风险。面对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中欧都明确发出了拒绝“新冷战”的声音。面对地缘政治紧张，中国一贯主张超越冷战思维，超越制度对抗，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欧洲明确拒绝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集团政治和“新冷战”。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的态度强化了欧洲反对“集团对抗”的立场。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底在《外交事务》撰文呼吁预防“新冷战”，表示“德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中被分裂的历史，让我们对‘新冷战’的风险有特别的理解。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对话和合作必须超越民主舒适区”。马克龙在访华返程时同样表示欧洲不应陷入阵营对抗的逻辑，不应卷入同自身无关的危机和乱局。在乌克兰危机、对华关系或制裁问题上，应形成欧洲自己的政策。此轮中欧关系在疫情后的重启，无论是朔尔茨和米歇尔的访问，还是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访问，都向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中欧完全可以克服分歧，加强合作，避免世界滑向“新冷战”。中法联合声明无论是广度和深度，无论是战略性还是务实性，都明确宣告了中法、中欧携手避免“新冷战”的共同战略目标。

作为两大市场，中欧能否选择开放合作决定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同样经历转型，面临继续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阵营化的战略选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竞争以及移民融入冲突等问题日益突出，欧盟开启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进程。2017年3月欧盟的反思经济全球化报告仍肯定经济全球化的积极面，明确反对保护主义。报告认为，国际竞争、全球气候行动、科学合作和观念交换促进创造力并加速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也更具竞争力。全球贸易开放促进欧盟经济增长，增进欧盟繁荣，有助于维持欧盟竞争力。

尽管如此，此后在“开放战略自主”的目标下，欧盟经济全球化立场在“开放”和“保护”之间踟蹰，一方面认识到欧盟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开放自由的贸易可以缓冲局部的震荡，分散风险，利用外部的多样性需求，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方案绝不是退回到民族国家的边境之内。另一方面，欧盟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是其脆弱性的根源，欧盟需增加在经济领域内的“战略自主”，出台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性质的法案，强化投资审查、保护欧洲产业、加强本土供应链安全等，欧洲仍努力在“管理全球化”中寻求平衡。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样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新时代，中国的开放不仅是贸易、投资的开放，更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近年来，中国以切实的政策倡议和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10年来，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围绕“五通”目标，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此轮中欧全面重启各层级交往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传递了积极信号。马克龙表示“欧洲必须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冯德莱恩认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中法联合声明承诺广泛加强经贸合作，既包括传统经贸领域合作的深化，还承诺在数字、绿色等经济转型的新兴领域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不仅如此，中法两国还强调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营造自由、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中法对经贸合作的开放立场，既是对“脱钩断链”主张的有力回应，也表明中欧有责任、有能力超越分歧，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公平、公正、开放的方向发展。

中欧作为两大文明，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更加民主、平等和包容。面对国际秩序重塑，中欧的选择至关重要。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欧共同反对“新冷战”；面对反全球化浪潮，中欧可以携手推动开放、自由的贸易体系。以此为基础，中欧能否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探索中欧文明的共通之处，构建文明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平等和包容的国际秩序，在百年变局下更显关键。

历史上，中欧从未放弃架设文明沟通的桥梁，中欧之间有“丝绸之路”。当代，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下，中欧文明沟通渠道更加丰富。面对国际秩序重塑，欧洲主张多边主义，坚持“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双方围绕“何谓规则”“谁的规则”等问题有争论，但都认同强化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核心的多边国际秩序，一如中法最新的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将“寻求在多极世界里强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马克龙还表示，针对国际秩序被削弱，中法不仅有责任共同维护，还应基于21世纪的现实共同创造新秩序。

当然，将承诺转化为实践，考验中欧的协作能力和智慧。如何避免将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所谓“秩序”之争，中欧可以从各自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寻求共性。中欧虽文化背景不同，但不乏共通之处。中国的“和而不同”与欧洲的“多样性统一”有异曲同工之妙；推动欧洲统一的先贤们提出的“共同体”理念，以“共担责任、共享利益”为主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二者高度契合、殊途同归，这都是双方共建民主、公平和包容的多边国际秩序的文明底色。

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董思韵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