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新闻的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说：人是一种轻信的动物，必须得相信点什么；如果这种信仰没有什么好的依据，糟糕的依据也能对付。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是先相信还是先质疑也是一个被反复论证的话题。社会心理学家吉尔伯特认为，不管信息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在第一次接触时都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他们会相信所了解到的任何东西。而在这之后，他们才可能会逐渐质疑它们。质疑，就是反转的开始。

原作者 | [美]库尔特•弗雷/艾登•格雷格

摘编 | 王一

《人性实验：改变社会心理学的28项研究》，[美]库尔特•弗雷/艾登•格雷格 著，白学军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斯宾诺莎的信任模型与笛卡尔的信任模型

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一些内容所激惹，如电视广播里的广告、研究报告、政治言论、法庭证词、无意中听到的谣言或面对面的评价。还有人想说服甚至欺骗我们相信某种想法、某个人或是某件产品。有人假设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说服策略的反应是在接受或拒绝它们之前进行评估。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吉尔伯特的观点，不管信息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在第一次接触时都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他们会相信所了解到的任何东西。而在这之后，他们才可能会逐渐质疑它们。吉尔伯特对人们理解某种陈述并评估其可信度（truthvalue，即视为真实而接受或视为假象而拒绝）的先后顺序很感兴趣。

一般的常识性假设是，人们会先理解某种陈述的含义再判断其真假。吉尔伯特把这种观点追溯到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他因设计出促成解析几何发展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而闻名。笛卡尔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论问题，即什么（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确定的。人可以确定自己的存在吗？他的回答是：“我思故我在。”

吉尔伯特对笛卡尔的假设持怀疑态度。笛卡尔认为，某种陈述的真实性，只有在它被理解之后才能被评估出来；而吉尔伯特更赞同由与笛卡尔同时代的荷兰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提出的另一种信念模型。

斯宾诺莎认为，理解离不开接受。更具体地说，我们一开始会接受所见闻的一切；然而，我们可能会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意识到最初接受的内容存在可疑之处，然后才可能会拒绝部分或全部内容。

迄今为止，我们将这种令人惊讶（如果不是看似荒谬）的想法称为吉尔伯特——斯宾诺莎假设（Gilbert-On-Spinoza Hypothesis，GOSH）。请思考：在图示（而非口头陈述）条件下，我们不会区分理解与接受，它们是一样的。我们会自动地看到一些事物，并且几乎总是相信它们。这也符合常识，就像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亲眼所见”。或者，正如著名棒球运动员尤吉·贝拉（Yogi Berra）曾打趣地说的：“只要你看，你就能见到很多东西。”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比如，在面临危险时，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会冷静地花时间权衡那些支持或反对某种信念的证据，如百米之外的老虎是真老虎（而不是纸做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相信那是真老虎并火速跑开，就会有更大的生存机会。最早的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定面临过许多危及生命的情境，因此进化的优势就在于发展出快速且相对不加评判的感知系统。毕竟，逃离两个身穿老虎道具服的喜剧演员并不会造成什么身体伤害。

然而，视觉感知与言语加工之间存在巨大的概念差异。斯宾诺莎模型认为，如果我们在听到某种完整的陈述时自发地接受了它，并在之后没有机会仔细审视它，那么该陈述就会被真正地接受，而我们就面临着被其误导的风险；相反，常识性的笛卡尔模型却预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它的假设是，在权衡正反两方面证据并理解某种陈述之前，我们会推迟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它。

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数量惊人的错误信念

有人可能会轻视甚至嘲笑研究者在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立场之间的争辩，认为这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故作姿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GOSH效应不亚于一种系统公式，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远离谎言，还是公众应对大量虚假信息的一剂良药。

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数量惊人的错误信念。除了公众容易受到个别错误信息的侵害之外，还存在一种污染井效应（polluted well effect），即流传的虚假言论污染了公众舆论之井。比如，人们会传达从闲聊中获取的医学建议，例如宣称每天喝八杯水对健康有益，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或者是有人发送了一封经过粉饰的电子邮件，有人在商务午宴上讲了露骨的笑话，抑或是有人向当地报纸的编辑报告了一些传闻。然后第二层信息媒介把看似有趣的内容保留并传播出去，而它们在传播信息时通常不会透露其来源。此后是第三层、第四层信息媒介的传播，以此类推。最后，某种言论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然而，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原始出处。

信息经过几代传递，想要追溯出处已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似乎也没有人会在乎其真实来源。当某条信息以不同的渠道传播时，它会携带比原有内容更多的信息，所以当人们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其中可能有偏见或不可靠的部分就会被一并接收。如果信息来自意识形态的范畴，那人们就不能合理地归咎于传播者的偏见（除非他对所有可用的来源都持有“成熟”的阴谋论）。污染井效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GOSH效应，然而，它们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消息都会被假定为真。我们来看一个生动的例子。

1976年11月，从纽约到蒙特利尔的大范围区域出现电力中断，这给曼哈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黑暗的电梯里，悬在楼层之间。黑暗中，数以千计的人勇敢地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然而，到了外面之后，他们却发现连路灯都熄灭了。如果说在黑暗中穿行在曼哈顿的街道上是一种冒险，那么通过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大桥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那些没被困在电梯里的人大多待在路边，直到几个小时恢复供电。等到第二天早上供电恢复正常时，人们都开始谈论大家在停电的几个小时中做了些什么。

九个月后，一名当地记者声称自己在纽约一家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看到了大量的医疗活动。于是，他向一位路过的护士核实了医院当天的出生人数，还打电话给纽约市的其他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他均被告知当天的出生人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报纸随后刊登了他所说的证据，证明在停电那晚，大部分男女做了男人和女人在漫漫长夜里很容易做的事情。许多文章和杂志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它也通过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几年后，几乎所有听说过停电事件的人都认为，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性行为的增加。

对这个问题稍加思考就会产生一些疑问，那些被困在电梯中的人不太可能认可某对或多对夫妇正在地板上发生性行为。想象一下遭遇停电的人所承受的压力吧！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家，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他们担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却无法联系到他们；他们甚至还没吃饭，等等。与此同时，在家中的夫妻突然陷入黑暗，比起性欲，他们可能会更担心电池、蜡烛和断电的冰箱。

事实上，那名记者报道的数据受到一种鲜为人知的工作程序的影响，即医院的分娩数据（包括剖宫产）每周交付一次，由于周六日医生休息，分娩数据会在周一达到峰值。因此，就算这名记者在一周后或更早之前，又或是三周、七周后的这天（周一）发送医院的生产数据，其得到的结果总是一样的高。而人类的妊娠期与停电这事儿无关。

人们不仅会被别人的虚假言论欺骗，也会自己欺骗自己。考虑一下有意将手表或时钟调快几分钟的常见做法。依据严格的逻辑，这种做法很荒谬，因为人们明知道计时器快了。然而，设定时间的人会巧妙地利用表面信息的诱导性。当低头看时间时，一个人会下意识地觉得手表显示的虚假时间是真的，而这会促使他赶紧去赴约。

还有许多其他现象也依赖于刺激的鲜明特征来使人们上当。经济学家对货币错觉（money illusion）感到困惑，即在决策情境中，所涉及的货币面值比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因素还要重要。货币错觉的典型例子是，大多数工人宁愿在通货膨胀率为7%的情况下每月涨100美元工资，也不愿在通货膨胀率为1%的情况下每月涨50美元。前者其实并不理性，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仅有3%，而后者则有4%。这并不是一个GOSH效应的完美案例，但它的广泛意义在于，人们往往只关注加薪的数额，而忽视背后的通胀因素。

只有具备足够的认知资源和动机，

质疑才会随之而来

我们认为，除非有某些因素警告人们，否则在某种情境下以最简方式行事的准则具有很大的心理共性。除非有理由质疑，否则人们往往会相信他们的所见所闻。当缺乏对立或冲突的信息时，人们往往会接受第一印象。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对未分类的任何刺激的标准反应被称为默认值。我们认为，人们对情境也有类似的默认反应，并且会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这种默认值，覆盖默认值需要个体进行主动的认知加工。这种概括性的描述涉及上述所有案例。也就是说，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信息后，人们的默认反应就是接受它们，而后续的拒绝则需要人们主动地覆盖默认值。

那么什么能让一个人拒绝他原本会接受的信息呢？一种可能性在于那个人本身就倾向于拒绝某种信息。吉尔伯特等人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它的确值得思考。人们常常会说：“我不相信那个人说的话。”例如，在美国纽黑文市的校车公开会议上，当一名当地的自由派牧师来到麦克风前对校车计划表示支持时，观众席里有位女士嘀咕道：“他知道什么？他又没有孩子！”这种抗拒最常见于有关领土、意识形态、权利或道德的争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会把对方的观点视为严重的误导甚至是谎言，并明确告知对方。观察研究和实验研究均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就是消极的说服，双方都会越来越远离对方的立场。

如果在交流前就存在抵触情绪，那么人们似乎立即就会出现拒绝反应，这与GOSH假设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也不尽然，预备抵抗的人无须立即行动。事实上，有一些实验证据可以证明延迟抵抗现象的存在。

麦克雨果、兰泽塔和布什（McHugo，Lanzetta，& Bush，1991）从政治演说中选取了富有情绪性的视频片段，然后要求被试在观看过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评价。他们发现，被试普遍倾向于模仿演讲者的情绪，特别是恐惧或愤怒情绪。当视频中的候选人皱眉或看上去忧心忡忡时，观众的脸上也会立刻出现忧虑的表情。

一般来说，被试在观看演讲视频时对自己感受的评分与他们的表情一致，然而，有一处奇怪的例外。当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言安抚观众时，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自发地表现出了回声效应（echoeffect），即他们看起来都感到很欣慰，也很放松，许多人还展露出了笑容。然而，就在几秒钟后，民主党人却将自己的感受评定为消极，而非放松和宽慰。他们好像对任何一张笑脸都会忍不住报之以微笑，但随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对着里根微笑，他可是民主党的敌人啊！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说：“呀！为什么我会对着那家伙微笑？”于是，他们“重新获得”了自我控制，并报告了负面的情绪体验，正如GOSH所预测的那样。

尽管从常识上看，只有在理解某条信息后，我们才会做出相信或不相信它的判断。但研究表明，一开始，相信会与理解同时发生，只有具备足够的认知资源和动机，质疑才会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