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

#5月财经新势力#

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是温铁军早年的经典反问，他的核心意思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靠着二亩三分地致富，完全没有希望。

我不难理解他这句话的本意，致富显然靠的不仅仅是勤劳，而是比较优势。

要说勤劳的话，在过去的五千年历史里，可能农民都是最勤劳的，但不管是盛唐还是相对自由的北宋，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那什么是比较优势呢？

比较优势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什么利润高做什么。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个人选择送外卖、进厂，那么他可能放弃的就是种庄稼、种地的收入，但种地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呢？

如果仅仅靠着二亩三分地的话，在一些经济效益农具落后的地方，一年能有上万的收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同样的，如果你选择进厂、送外卖，三个月收入上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如果大家都不种地，那粮食安全怎么办？谁又来填饱大家的肚子？

这个问题可以说非常巧妙，尽管没有人愿意自己去种地，但大家对宏大问题的关心程度，又远远超过了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尽管让他自己去种地，他可能并不情愿。

我们以养猪产业为例，当猪肉价格过高的时候，人们看到了养猪的利润，就会一拥而上纷纷养猪，这个时候供应上来了，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猪肉价格又会下跌，当猪肉价格下跌的时候，人们就会离开养猪产业，这个时候由于供给减少，猪肉价格又会上涨。

如此周而复始，养猪周期就形成了。

但粮食价格为什么没有周期呢？那是因为事关“安全”，价格并非市场化。

我们的粮食一直以来就比较依赖外部进口，但从历史来看，我们对粮食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背后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这个词虽然听上去令人不安，但事实上严格来算的话，在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几乎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如何发生，如何影响我们的安全，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粮食危机。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牛肉和各种海鲜产品虽然出口全球，但日本当然也有粮食危机，日本的人均耕地面积比我们少了很多，这就导致日本的蔬菜、水果、和主食其实也高度依赖进口，如果按照我们的定义，粮食应该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的话，那东京圈其实也可以搞搞退林还耕。

为什么我们看新闻很少看到日本谈粮食危机呢？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因为牵扯到了国际形势。

危机一般都是各种“战”的代名词，不管是经济战还是热武器战争，只有在“战”的大背景下，危机一词才会被频频使用。

自二战以后，全球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直白来说其实就是自由贸易，利用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进口、出口、贸易，用贸易来解决纷争，用贸易来解决过去农耕时代对土地的需求。

而粮食的定义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水果、蔬菜、吃的、喝的、各种肉类、海鲜，严格来说都是粮食，这也就导致了，由于各国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不同，理论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粮食完全自产自销。

而比较优势的原理就在于，你缺什么，你就找富余的国家去进口；同样的，对方国家缺什么，又找富余的国家出口。

而我们在水稻方面其实还算是比较自产自足的，这依赖于东北黑土地的丰沃，那边土地面积大，更适合大型机械收割种植，利润自然也就更高，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形成产业。

但我们的饲料，例如大豆、玉米反而比较依赖进口，过去从美国进口居多，现在由于局势不稳定，关系不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调整战略，从过去的退耕还林到今天的退林还耕，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不过那个时候是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出发，而今天，则是从战略和安全的角度出发。

由于两者侧重点不同，也就不能单单以经济效益去衡量，但由于粮食是需要人种的，这其中涉及的可能也不单单是经济效益，还包括行政（农管）、就业、收入、环境等问题。

最近的成都环城绿化带变耕地、4月23日的广西南宁铲除烟叶种粮食等问题，这些不仅仅带来的是经济效益的问题，可能还会带来损失的问题。

“一拆一修”，GDP上去了，但其中的浪费和修建的成本，可能更多的还是由个人去承担。

当然，粮食安全重不重要，这一点毫无疑问，相信很多70后、60后乃至更大的人，永远也忘不了那几年的艰苦生活，啃树皮、吃南瓜叶，这样的日子其实就真实发生在几十年前。

也就是说，几十年前我们的生活，和过去唐宋明清普通人的生活，跟数千年前古人的生活没什么区别，甚至某些时候还要更糟。

我们从吃饱饭到吃肉自由，其实也就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

不过重蹈覆辙的事情，我们显然不会做，也不至于陷入到那一步。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

阿玛蒂亚·森说，尽管有很多饥荒是发生在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例如1974年孟加拉饥荒，当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

但当地农民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灾害，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通过货币交易获得粮食的机会也大大降低。

因而，阿玛蒂亚·森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上，一些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有钱、货币还有购买力，那么一个人饿肚子，或是一群人饿肚子的现象，就不太可能会发生。

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理论上金钱可以买到大部分的食品。

进一步延伸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失业、收入下降、没有收入，才是导致饥荒的“罪魁祸首”。

联想到今天我们的青年失业率，以及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人数，乃至今天的结婚率、人口出生率，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些社会现象全部串联起来。

除此之外，回顾历史我们也会发现，饥荒要么是因为天灾，要么是因为“人祸”，例如我们都知道的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其中固然有天灾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至少有一半。

行政如果完全干预指导粮食生产，市场的力量就会失去作用，在失业本就严重的今天，固然农村可以提高就业问题，但如何让人们的口袋更鼓，收入更高，才是解决更大的问题的根源之道。

在一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背后，其实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贸易，其实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贸易，换言之，只要我们有需求、有钞票、理论上可以买到任何市场下的商品。

但同样的，在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的今天，卡脖子现象也客观存在，虽然卡脖子卡的是高科技领域，不是粮食领域，但未来不排除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因此我们也的确需要做完全准备。

但也正如我的担忧，如何兼顾粮食安全和经济效益，似乎是一件两难的事情，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今天还有年轻人会种地吗？还有年轻人愿意种地吗？

如果让年轻人到大有可为的农村去奋斗，年轻人还会奋不顾身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过去是那样一目了然，但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外部的不确定性，还有内部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或许我们都应该寻找到一个共识，这个共识不仅仅是内部的，同样也是外部的。

例如对粮食的共识、对收入的共识、对确定性的共识，甚至就连罚款创收，我们也都需要找到共识，什么能做、什么一定不能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拧成一股绳，共同前行。

如果我们继续互揭伤疤、互相找对方的“软肋”、缺乏甚至是没有共识，那么未来的危机可能还会更多，粮食也不过是其中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最最基本需求，首先就是吃饱饭，至于是住宿、安全、环境，最后才是各种精神需求。

尊重基本人性、尊重法、尊重经济规律，这是内部所需要的共识；而在外部，我们需要一个贸易上的共识，例如粮食、各种市场商品等等，这些共识能够给我们确定性，让我们未来的每一步走的更有目标，而不是乱下棋。

二十年前我们退耕还林，如今我们退林还耕；四十年前我们计划生育，如今我们鼓励生育。

成本，其实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

在确保长期性的措施上，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寻找共识来获得答案，有时候一些话，显然可以放在台面上讲出来。

关起门讨论，容易导致信息闭塞，增加沟通和反馈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一旦猜错信息的含义，那么就很难及时止损。

粮食安全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但粮食安全又不仅仅只关乎粮食安全，这背后所牵扯到的复杂因素，当然也不能简单的以“是否”去衡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重什么，我们拥有怎样的共识，以及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到底是怎样的未来。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