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失衡、新动因

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呈现出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新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78年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除个别年份外，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整个经济处于短缺状态，突出的矛盾是通货膨胀压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三次大的抢购风潮，都是在1998年之前，尽管每次抢购风潮发生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根本原因都在于宏观经济失衡的总体特征是需求严重大于供给。第一次较大的抢购风潮发生在1984年年底至1985年，直接诱因是1984年秋中共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居民担心这会引发物价上涨，用手持现金与政府拼商业库存，结果1985年CPI增长率达到9%以上。第二次发生在1988年夏秋之际，直接诱因是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做出价格改革（价格闯关）的决定，人们担心物价上涨，遂开始抢购，结果1988年CPI增长率高达18%以上。第三次发生在1994年，直接诱因是在十四大召开等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刺激下，国内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在1993年后对物价产生冲击，使CPI增长率高达24%以上。因而，与这一阶段的失衡特点相吻合，宏观经济政策长期紧缩，从“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均长期从紧，目的就是管住需求增长，遏制通货膨胀。第二阶段是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10月，这一阶段除个别年份外，失衡主要表现为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加之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后）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增速下滑，经济下行矛盾突出。1998年下半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在内需不足、工业消费品生产产能过剩这一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为稳定世界经济秩序，在其他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甚至日本纷纷大幅贬值本币的情况下，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导致我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因而1999—2001年连续三年，我国出现了通缩现象，CPI增长率为负值，相应地大量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批进城民工提前返乡，我国政府不得不自1998年下半年起放弃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紧缩政策，采取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刺激政策，首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以区别于此前长期奉行的紧缩政策。2008年年初基于2007年14%以上超高速增长的过热状况，我国采取了“双防”（一防经济过热，二防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中国经济也随之出现了自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直至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5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但从2008年年末起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财政和货币双扩张的“组合拳”方式全面刺激经济，直到2010年10月宣布率先退出。第三阶段是自2010年10月我国宣布从全面扩张的政策轨道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既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面临经济下行风险。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两种典型矛盾，或者因需求大幅超出供给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供给大幅超过需求造成严重的失业，在以往是分阶段分别出现的，总量失衡的方向是清晰的，因而，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选择也是明确的，或者紧缩，或者扩张，而进入现阶段两种失衡同时发生，并且两种失衡的缓解所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恰又相反，使得宏观政策的方向选择面临困难（类似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1]

2.新动因

形成这种新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从长期来看，主要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约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新常态下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和种种不适应，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形成新特征。就短期而言，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正面临所谓“三期叠加”的复杂格局，即进入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期、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形成的成本的消化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此外，世界经济的复苏期极其复杂和不确定，也会加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

具体地说，就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看，虽然表现出来的价格水平并不高，近年来，PPI已经呈现负增长，CPI增长率也一直在3%以下，有些时期甚至跌至2%以下，但背后的成因具有新特点。一是空前强烈的需求拉上的滞后性。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强力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流通当中的需求受到刺激，M2与GDP的比例远超出正常范围，尽管这种货币存量传导到物价形成现实的通胀会有一定的时滞，并且经济越萧条，复苏越迟缓，这种时滞可能越长，但只要是已进入流通的货币，迟早会冲击CPI，并且经济越是接近复苏，此前为应对危机投放的货币越可能冲击价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2008年年底我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刺激措施，在经济增长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08年至2010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9%、8.7%、10.2%，与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照），但由此形成的滞后的通胀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是在为前期的反危机政策支付代价。二是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成本全面上升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动压力，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要素成本显著上升，只要效率提升速度有所放缓，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便会转化为现实的通胀，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恰是效率提升相对慢于经济规模扩张，据测算，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已完成2/3以上（按政策目标要求，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已进入最后几年的冲刺期，但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14%左右，工业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46%左右。[2]我国目前既面临滞后的需求拉上压力，又面临成本推动的压力，潜在的通胀压力巨大。而就体制而言，我国在治理需求拉上的通胀方面能力较强，可以要求银行系统全面收紧银根，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配合政府宏观政策要求的可能性也较大，但对于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我们不具体制优势，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关键在于，企业要创新并提高效率、完善管理，进而降低成本，提高对成本的消化能力，同时政府要完善服务，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还要完善市场，特别是完善金融等要素市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要实现这些，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并非一日之功。仅靠紧缩银根来治理通胀，对需求拉上的通胀或许有作用，但对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有负作用，因为收紧银根意味着市场上资金供给减少，利率升高，企业融资所付利息上升，从而导致企业的财务费用增加，推动企业成本上升，加大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三是国际收支失衡以及再平衡的困难加大通胀压力。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长期特点是收大于支，因此一直存在顺差，伴随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形成的顺差的绝对规模巨大，而在我国央行与商业银行结汇的过程中，央行并不是以自身的资产与商业银行结汇，而是以印钞的方式结汇，结汇成为我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在我国目前流通的M2存量中，结汇发出的货币，即所谓“外汇占款”，已成为货币投放量较主要的来源。要控制通货膨胀压力，需要对国际收支的失衡加以治理，努力推动国际收支的再平衡，但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一方面，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的背景下，在内需疲软的国内市场格局下，我们还必须大力支持出口商；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巴黎协定》并未解除）和限制下，有效并大规模地提高进口也有阻力，特别是在贸易结构上，我们想买的其他国家未必卖，如高新科技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等战略性物资，而它们想卖的我们未必需要，特别是一般的工业消费品（2013年我国工业制造业规模已超过美国，成为规模第一的制造业国家）。这就增大了国际收支结构性再平衡的困难，也就增大了降低由此而形成的通胀压力的困难。

就经济“下行”威胁而言，内需疲软的趋势仍未有效扭转，特别是近年来还有强化的势头。一是投资需求增长乏力。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投资需求增长在20%以上（波动性也最强），在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扩大投资是最为重要的举措，但自201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降至20%以下，并且逐年递减，形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主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是通畅的，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总体上都是有保障的，问题在于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普遍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空间狭窄，难以寻找到切实有效的投资机会，在产能过剩、去产能压力极大的条件下，在原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扩大投资需求的结果便是低水平的重复，只能形成经济泡沫，不能形成有效增长，在市场硬约束力度不断加大的体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越来越理性，不会长期进行大规模的无效投资。虽然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具有投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体制的原因和民营企业自身的资产及管理方面的原因，正规的金融体系并不信任民营企业，因而民营企业难以通过正规金融市场实现投融资，往往不得不依靠非正规的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不仅利率高（实际上就是高利贷），而且风险大。这样大企业和小企业均难以形成旺盛的投资需求，要拉动投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尽管政府在投资上具有较强的能动作用，是我国从体制上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优势，但长期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一方面，政府拉动增长能否保证市场竞争效率值得怀疑，因而短期拉动的增长可能成为今后长期里要消化的“泡沫”；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拉动投资在长期里难以持续，地方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组建各类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形成投资，但融资平台本身多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生产，其盈利和还款能力有限，且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银行需要地方政府的担保，而地方政府的担保能力主要来自预算外的土地专项收入，一旦土地市场出现风险和波动，包括市场性和政策性的风险和波动，就会面临风险，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占GDP的比重仍处在合理范围（40%以下），但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种债务风险压力的逐渐加大必定会对其投融资能力产生限制。中央政府虽然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及举国债等方式增强投资能力，但财政赤字的规模是受严格限制的，特别是受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限制，并不能持续扩张。如果政府由于能力有限而不得不率先退出，但市场主体（企业）并未相应跟进，那么在政府退出的同时，投资需求增长会严重乏力，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加剧。我国政府从2010年10月宣布从反危机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之后，自2011年第一季度起直至2012年第三季度，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比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发生的连续5个季度增速下滑持续时间还长），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目前，政府能力受限、企业动力不足的矛盾依然严重，因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二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近年来连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一方面，从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格局看，在初次分配领域，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分解为税收、资本利润、工资报酬，总体上看，税收增速最快，年均达到18%以上（按现行价格），工资报酬增速相对最慢，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十二五”规划特别要求两者必须同步），而真正构成直接个人消费的主要是居民收入，这部分的长期增速相对低，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必然呈下降趋势，导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不足，消费率相对偏低。另一方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微观层次看，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偏大，会降低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测算结果，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始终在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之上（即20%的高收入者占有40%以上的国民收入），最高的是在2007年，达到49%以上，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直到2014年仍在46%以上。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其中城乡差距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多，是构成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发展性因素，而城乡差距之所以较大，除了是因为在再分配中受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初次分配中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我国现阶段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9%左右，而劳动力就业比重仍在30%以上，这意味着就初次分配而言，是30%以上的农业就业者分配9%左右的附加值，于是从一开始农业与非农产业在分配上就形成了巨大差距。再分配过程事实上又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分配差距，而靠提高农业劳动者报酬来缩小其与非农产业劳动者报酬的差距，潜力已很小，在农业产值中，政府税收已接近零（2006年起取消了农业税），资本盈余所占比重很低，90%以上的产值已作为劳动者报酬分配给了农民，在农业内部通过改变分配格局实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已无空间，只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艰苦和长期的努力。三是净出口增速下降。虽然在国际收支领域里长期是收大于支，但出于实现国内经济均衡目标的需要，以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国际收支再平衡虽然十分困难，但已开始逐渐转变，相应地净出口的增速已逐渐下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显著减弱。自2012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多为负值，经济增长不仅越来越依靠内需，而且往往还需要以内需的增长抵消净出口增长的负效应，在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且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

注释

[1] 参见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载《经济学动态》，2014（3）。

[2] 参见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