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金像奖最多提名之作，林家栋的《智齿》，真的过誉了

老实说，对于这届香港金像奖的最多提名之作《智齿》，我感到很疑惑。

很久没有评论港片了，心底真的希望可以找到一部口碑实至名归、赞誉满满的电影。

今届金像奖，电影《智齿》（导演郑保瑞）获得破纪录14项大奖提名，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其实说穿了其实是疫下红利，疫情两年多以来，香港上映电影大减，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而近年港片也是塘水滚塘鱼（来来去去只有这些）。

在这里想用一则数据来说话。

2005年，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于是香港电影金像奖选出“最佳100部华语片”。

2000年之后入选的香港电影只有《榴莲飘飘》、《花样年华》、《无间道》和《少林足球》这4部寥寥可数的作品了。

2011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十周年，选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年份最近的，要算是1999年的《枪火》，2000 年以后，没有电影入选。

20年之后，又有多少耳熟能详的香港电影了！

这两项选票，或多或少说明了一个现象：两个10年以来，普遍来说，香港电影是每况愈下，好像失去了“港片至上”的能力。

千禧年之后，许多香港导演北上了做合拍片，留在香港的资本变得好像只能做小本制作，既然资金有限，不能钻大市场，不如言志，反正输极有个谱，起码比起商业电影，显得比较有诚意，要发行推广，也有着力点。

要言志、要本土、要有香港情怀，要跟北上的合拍片，以兹识别……

本来不是问题，可是他们觉得这样已经足够，不需要搞好剧本，忽略结构的重要性，才是一切败象之起始。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新晋的香港导演们，不再需要讲故事的情节转折，反而着力于眼前。

他们说想讲一段香港与东南亚人的关系、老人与少女的邂逅、穷人的苦况、的士司机与乘客的缘份、残障人士与社会福利的纠葛、性少数人群的情感困惑、躁郁症患者的劳骚、长者同志的遗愿等等。

这些只是题材和背景，最需要努力的剧本设置，却被完完全全的无视。

以《智齿》为例，它以两名警察调查一宗连环杀人案为题。

凶手犯案习惯将受害人的手掌切断，其后在城市角落弃置残骸。

老警察刘中选和新人任凯接手调查，途中刘哥意外遇见昔日仇人王桃。深怀恨意的他，利用渴求宽恕的王桃作为线人，害她成为罪犯们的磨心。

两位警察受仇恨与偏见作茧自缚，而危机正逐步逼近。

电影刚开始，倒叙交代在案件完结后，任凯到医院代刘中选向罹患创伤后遗症的王桃道歉，才正式展开《智齿》的追凶故事。

如此叙事，即为电影的主题定调。

《智齿》意不在曲折离奇的查案过程，而是刘中选如何放下仇恨，原谅王姚。

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有关宽恕和犯罪的故事。

导演郑保瑞在这次电影中重拾以往《军鸡》及《狗咬狗》中的压迫力与暴力美学，加上这次在美术及视觉效果上亦有一定的提升。

虽然故事上真的颇为平庸，但仍然扣紧郑保瑞一贯的“宿命、救赎”的主题。

所以到最后观众都一定感受到电影中的紧迫张力及那一种绝望，如何挣扎都逃不开命运的摆弄。

电影如果以一般侦探破案的故事来说只是一般，中间其实不算有很多的转折及充满拆解谜题的破案情节。但其实整个凶杀案只是一个用来带出王桃与斩哥那一种互相依附但又扭曲的关系的一个背景。

电影开始时，出现了变态的连环杀手，施暴后会把女死者的手掌砍掉弃尸。

以戏剧的主线来说，理应是以林家栋和李淳为团队的警方，要把凶手辑拿归案，而怎样去调查、追踪、抽丝剥茧，及至时间死线逼近，危机又迫在眉睫，这便是戏剧的“剧情升温”。

可是编导笔锋一转，忽然杀出一个误杀林家栋妻儿的刘雅瑟，变成主要的动作场面是去追刘而不是去追凶。

要知道，这种追逐的动作戏，港片怎么说也是强项，要拍多一百几十场追逐还是绰绰有余的，但离开主线的动作戏，为什么还要搞这么久呢？

若说主线是刘误杀了林的妻子及胎儿，十分懊悔，希望能得到林的原谅，那么这条主线的动机便是成立的，刘作出很多的行动，期求林的宽恕；

可是现在的影片所见，当然不是这样。

林和李根本没有能力办案，最多只是要入境处查查逾期入境的资料，或者问问街坊：“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而镜头一转，他们便可以直捣凶手老巢，其余时间，只是一味随缘，等运到，等待巧合。

莫非隐喻他们这个职业是窝囊之辈？

完全搞不清这个剧本的初衷在哪，而这也是当下港片致命的所在。

如是，《智齿》的主题看似很大，横跨城市边缘，触及生死救赎。

倘若挪去命题宏大的表象，便会发现它实际触及的，只是轻于鸿毛。

而片名“智齿”，也与主题没有太大联系。

李淳大费周章才弄掉不够位出来的智慧齿，牙痛只是他的处境，智慧齿的出生跟年龄和智慧无关。

如果要暗隐李淳的成长，理由也不似成立。

如果故事说得动听，到三分之一冲突面出现时，观众自然而然会追着悬念来看。

有信心的导演，会气定神闲，是不会胡乱地用倒叙制造悬念的。

大抵《智齿》的外籍剪辑师找不到那个点，才会把尾场的雨战和李淳交代林家栋的遗言，剪在开端，故弄玄虚，制造“伪悬疑”。

作为主打叙事的电影，要讲好故事，才有资格说出自己想说的主题和隐喻。

再看全片的姿态，影像刻意调到黑白，佯装有型，可是人物没头没尾，行为情理亦十分牵强。

刘偷车给车贩，是给他生意，车贩为何看不起她？

强尼又为什么说她死了会这么恨她？

刘这么轻易就可以把其他犯罪集团的证据拿到手，是她超级能干、是罪犯太无能，还是警方太失败？

刘已服刑，脑袋生在林的头颅，原不原谅是他的问题，刘已上了跨境巴士，为什么又要回来？

廖子妤只是给林追，日裔凶手又怎可以说她是背叛而随意杀掉她？若然凶手这么容易侵占那个如此方便、容易匿藏、且又这么宽敞的私密地方。

李淳的轻易失枪太随机，又岔开了另一线，硬要营造紧张气氛，搜索失枪不是黑泽明《野良犬》的套路吗？

林把自己的枪交给李，令自己变成无掩护下误伏于刘的乱枪之下，司马昭之心，只不过是找情来煽而已。

对导演郑保瑞而言，剧情的作用，或许只是找个借口，给他表现志趣与品味：狂乱、变态。

好多差劲导演的问题，是借题发挥，假借故事的情节，只想拍自己想拍的场面，醉翁之意不在酒。

如果这些情节，在现实中真的会发生，厉害的导演反而会把这些令人不安的画面，隐藏于银幕背后。

最后还有一点，有什么理由知道这个凶手是恋母（刘和廖年纪也不大啊）的日裔，是前自卫队成员吗？是反军国主义吗？

人物设置没有真实的根据，现在虚构的设计，也不构成文本的延伸。

是否随便安排一个变态恶魔，观众便有反派可以投射了？

这样不合格的电影，有破天荒的提名，不论结果如何，都是对香港电影的一种叹息。

要港产片再次“活”起来，必须要回到创作的原点：戏剧。

若然亚里士多德此生轮回到香港，看到此情此景，他会愤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