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中国香港电影《智齿》自杀青面世以来，屡屡斩获大奖，引发了广泛关注。2021年，该片入选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获第15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摄影和最佳音响两项荣誉，并在中国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中获得最佳电影奖、最佳女演员奖。

2022年，该片获中国香港电影导演会最佳女主角奖。真正让《智齿》声名大噪的是：该片荣获中国香港第40届电影金像奖14项提名，最终捧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4项大奖。

该片与韩国爱情电影《智齿》毫无关联，总体延续着香港警匪类型片的传统。导演郑保瑞还在影片中融入了悬疑、惊悚等元素，可以说是对他曾经导演的惊悚片《热血青年》《怪物》等和警匪片《车手》《杀破狼2》等进行的基因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做叙事重建和美学再造。

叙事内容与普遍意义

小说历来是电影改编的重要来源，然而一部影片想要获得独立的艺术生命，就不可能也无法完全照搬照抄小说原著。

乔治·布鲁斯东认为，电影从抛弃语言手段而采取视觉手段开始，改变原著就不可避免，“电影只是以小说提供的故事梗概作为素材来创造性地创造一个新的独立的艺术作品，也就不会仅仅是对原著的图解。”

影片《智齿》亦是如此，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原著主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发展脉络，以及情法辩证的基本主题，对小说改动的幅度不大，且有着合情合理的逻辑。

中篇小说《智齿》的叙事内容不足以支撑起一部电影的长度，所以影片除了在情节演绎方面延长叙事时间之外，务必增加一些情节内容。在人物角色上，影片里的女配角可乐姐，以及逼啪哥等黑社会成员是小说没有的人物。

这些人物的增加让影片情节的增添和演绎有了人物支撑，如拾荒者山田收杀女斩手，斩哥、任凯深入黑暗角落调查，黑社会殴打追杀王桃等情节就可以次第推进，进而充实了影片叙事内容。

影片改编小说的最大之处，表现在对女主角王桃行为的设定方面。小说和电影里，王桃都是斩哥妻子车祸的肇事者，给斩哥造成了永恒的痛苦。小说中，她充当斩哥线人，但始终没有悔改意图，且经常表现出可怜、狡猾的嘴脸，非要斩哥诉诸武力才交代。

拾荒者“救下”她，将她当成“一件完美的垃圾”，带回食物和漂亮的衬衫。她顺理成章地和拾荒者产生了情感，面对斩哥的追捕，拾荒者把捡到的手枪给她防身，掩护她先逃跑。最后，她将斩哥的解救误解为继续羞辱与追打，从而精神崩溃开枪射杀了斩哥。

而在影片中，王桃小说里的身份言行被分解到了可乐姐和王桃两人身上。可乐姐吸毒贩毒，认识到自己被社会鄙视为垃圾，只有拾荒者山田收搭理她；

山田收将可乐姐当成了收藏品，这样两人产生了微妙的情感，所以可乐姐百般不配合斩哥与任凯的调查，承担了小说里王桃的负面行为。

影片里，王桃刚出狱就被斩哥发现，经历了斩哥愤怒的殴打之后，既很后悔给斩哥家庭造成的伤害，又害怕被斩哥继续报复，于是主动提出充当警方线人。她当然最后就无法碰到凶手，更无从和凶手产生任何情感。

影片为何要让王桃改邪归正呢？从警匪片的普遍意义上说，如此设计更有利于突出情与法的辩证关系。小说中，斩哥向任凯解释了对待王桃态度恶劣的缘由，因为王桃驾车撞死了斩哥的妻子，“我恨她，恨死了。

我让她做了我的线人，但是她犯事我就抓她。让她在黑白两道都混不下去，却不得不混———永远像狗一样活着”。当他觉得王桃可能陷入危险，便决定原谅她，影片中的斩哥没有这些直抒情感的台词，但是透过影像进行了细致而形象的诠释。

比如斩哥让王桃当面指认她供出的罪犯，故意将她推向尴尬危险的处境；王桃答应做线人之后，斩哥带她去医院看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妻子；王桃失踪后，斩哥在办公室看着案发场所照片，想象王桃惨遭断肢的场景，不禁流下眼泪。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就斩哥来说，大部分时间内心里都坚持着情超越法的原则。那么，改邪归正、真心忏悔的王桃就比不知悔改、嘴尖皮厚的王桃更容易让斩哥动情原谅。

这样在影片中，斩哥最后拯救王桃的行为就发乎情、合乎法，他的死就显得有情有义、更有价值。王桃自从决定悔改后，就将黑社会成员之情让位于法律，其所遭受的殴打和羞辱能够获得观众同情。

特别是电影里斩哥的妻子不是被王桃驾车当场撞死，最后王桃将斩哥当成山田收而开枪误杀，让观众感到遗憾的同时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人既渴望人际的温情关照，又希望在社会治理上实现公平正义。实际生活中，法律规则和人性温情的冲突常常会引发社会讨论，而在电影虚构的艺术情境中可以进行深度探讨。

斩哥虽然开始有所逾越规则，但也是人性人情使然；王桃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不符合法律，而做警方的证人既回归正常人性，又合乎法律。

就任凯来讲，他总体态度是法大于情，所以开始坚持执法人员的操守和原则，多次阻止斩哥羞辱王桃，非常反感斩哥利用并“出卖”王桃，还向上司大SIR汇报将斩哥的枪锁起来。

他面对上司谈了一番关于警察是执法者要守法的言论，让上司根本没有借口为斩哥辩解。随着剧情发展，任凯目睹了斩哥的不幸遭遇和行为变化，了解了他和王桃的矛盾冲突、生命遭际，内心经受了一番人性纠缠和情法斗争。

影片最后，他在搏斗中毫不犹豫开枪击毙了凶残的山田收，虽然这属于合法的正当防卫，但重要的是表明他已经在实践中悟透了情与法的辩证关系，学会了如何在坚持法律的基础上实现法与情之间的和谐。

应该说，好的故事既有典型性，也有人类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影片将小说故事发生地从内地搬到了香港。导演郑保瑞说，影片地点的改变并没有影响故事讲述、人物展现和主题表达，反而有效地削弱了地域局限性。

吸引观众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欣赏影片内容之中，同时折射出情与法的辩证冲突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情与法冲突中的人性呈现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永恒话题。除了以上较大改编之外，影片对小说还做了一些小改动。

如斩哥有着灵敏的嗅觉，斩哥妻子成为植物人之后才去世，任凯是斩哥的上级，任凯是为了解救王桃才丢的枪，拾荒人是有着恋母情结的日本人等。

这些微调能够推动影片情节的发展和形成合理逻辑，没有与小说的叙事内容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悖谬和冲突。小说和影片的叙事相得益彰，构建出故事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意义，影片主题才好做进一步的延展和创新。

叙事视角与角色作用

电影属于视觉艺术，主要是通过连续的影像画面创造出新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叙事的人称和视角（视点）就是影片创作必须认真考量的要素。

影片《智齿》总体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而诸多情节叙事都采取人物的限知视角。我们透过斩哥视角，看到他妻子变成植物人的现状；透过王桃视角，看到了社会边缘族群的生活。

透过可乐姐视角，提前知道了真凶山田收的身份；透过山田收视角，看到了他少只左手的母亲;透过任凯视角，清楚了斩哥与王桃的恩怨纠葛，更是目睹了破解案件的整个过程。概括来讲，影片通过集合主要角色的限知视角，呈现出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

影片角色的视角都有限，表明他们没有超越众人的能力。影片就此特别给了两个镜头:一是影片开头斩哥趴下嗅闻断手的味道，判断出来自垃圾堆，这是破案的关键。

虽然这个镜头展现出斩哥敏锐的判断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但他毕竟还是要俯下身体、不惧脏累，实实在在地“用脚查”案件。二是任凯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想展示侦查才能，推断被截肢的女性可能还活着，遭到同事们的暗暗嘲笑。

果然，他的判断随着剧情推进被证明谬以千里。影片特意强化了人物角色的平凡普通，这样剧情自然没有太大波折，更不会发生什么灵光乍现的奇迹，就是按照事情的正常逻辑，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

影片没有神化警察的意图，更不是什么都市英雄传奇，所塑造的就是包括警察在内的各阶层有着优点、缺点的普通人物。该片正是透过不同阶层人物角色的互相审视，揭露出了都市边缘族群不为人注意的生存状态。

影片里的主要人物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一是以王桃、可乐姐、山田收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族群；二是以任凯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斩哥。

王桃这个族群处于社会底层和都市边缘，围绕他们的是肮脏、贫困和犯罪，是被大多数人忽视或遗忘的阶层，他们更多会让人联想到败德、混乱、变态等属性。

结语

影片中，斩哥其实也是这样的判断和观点，他在办案时直接呵斥可乐姐说：“你们这些垃圾人学人谈情说爱。”斩哥在潜意识里已经剥夺了可乐姐恋爱的资格，认为她们这个族群根本不配享受正常人的权利。

他侮辱殴打王桃，除了为妻子报仇、发泄私愤的因素外，更多包含有对这个族群的鄙视和痛恨。那么，斩哥就不会主动去深入了解王桃、可乐姐她们的生活，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各种因素。

参考文献

［1］［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骏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5.

［2］雷米．智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111－145.

［3］时光快讯Mtime．郑保瑞新片《智齿》在香港热拍［EB/OL］.时光网，(2017－10－10)［2022－09－19］．http://content．mtime．com/news/1574308.

［4］［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60.